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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活了107岁被6个字盖棺定论

作者: admin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22-01-14

关键词: 托氏盖杯螅, ┊阅读:次┊

  当时,邵氏兄弟在影视圈声名远扬。早在1925年,兄弟四人凭借雄厚的家产,在上海成立

  老大邵醉翁自任总经理兼导演,老二邵邨人任会计兼编剧,老三邵仁枚负责发行,老六邵逸夫一边读书一边给哥哥们帮忙。

  在兄弟的合力经营下,天一成为旧上海的三大电影公司之一,又将事业发展到香港、广州,乃至东南亚,成为一家名扬海外的跨国公司。

  上世纪50年代,南下的邵氏兄弟,正逢香港百年难遇的发展机遇,此地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精英。

  然而,负责香港业务的二哥邵邨人却未将主要精力放在制片方面,而是将兴建戏院作为重点,很快遭到竞争对手国泰的打压。

  雷厉风行的邵逸夫来到香港的第二年,便成立了邵氏兄弟电影公司,随后大兴土木,挥金如土,展现过人的创业气魄。

  他斥巨资在清水湾买下一块6万多平方米的地皮,开山填海建影城,并从美国重金购买器材。

  他一手打造的邵氏影城,全盛时期员工超过1300人,被外国媒体誉为“东方好莱坞”。

  为了彻底夺取老二的制片权,邵仁枚和邵逸夫想出一招“杯酒释兵权”。他们在邵邨人的六十大寿上,当众宣布:“二哥劳苦功高,如今年事已高,还是退休享福为好。”

  邵邨人被弟弟逼宫,不甘认怂,尽管让出了制片权,却在邵逸夫大刀阔斧进行建设时从中作祟。他先将旧邵氏片场卖掉,之后收购的新华戏院不放映邵氏电影,而给西片做首映。

  在邵氏公司的盛衰沉浮中,权力的斗争贯穿始终。这些恩怨情仇成为香港影视圈一个聊不完的线

  邵逸夫不敢怠慢,兢兢业业。谈起工作,他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 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

  亲眼见识过邵逸夫的敬业,据他回忆:(邵逸夫)数十年如一日。每天9时上班,上班前练两个小时气功,从不间断。上班时交待各主管工作,都写好纸条,每人一张,到厂后第一件工作,先看导演前一天拍好的毛片,站着看,一边看一边做甩手运动。

  。为了保证影片质量,邵逸夫对影片严格把关,他说:“观众看了劣片一定好不开心,看多了,就会对你失去信心,所以做劣片不如烧。”

  才能出众,深受邵逸夫赏识。在邵邨人退出邵氏公司之后,邵维瑛依旧被六叔盛情挽留,担任总经理,成为邵氏早期的骨干,邵逸夫有意将其培养为邵氏电影事业的接班人。但是,邵邨人因被弟弟们挤走,心有不甘,不愿儿子“给别人打工”,勒令邵维瑛退出邵氏兄弟。邵维瑛不愿忤逆父亲,只好向六叔递上辞职信,远走日本,从此默默无闻。

  正是在此时加盟邵氏,并成为邵逸夫的得力助手。邵维瑛出走时,接任其总经理职务的是周乃文。邵逸夫不愿将大权托付给外人,周乃文只负责发行领域,公司的大小事务由邵逸夫一手提拔的邹文怀负责。

  邹文怀在邵氏多年,立下汗马功劳,但职位一直限于宣传主任与制片经理,最高时仅为副总经理。在此期间,总经理几度换人,就算不掌实权,也始终压在邹文怀头上。

  邹文怀很郁闷,不管自己怎么努力,都没法独当一面,更成不了股东。邵氏是家族企业,创立之初,公司章程上便写着,主要股东只能是邵家的人。

  邹文怀为邵逸夫出谋划策,从国泰挖角,出两倍片酬从对方手下请来了香港最红的女星

  林黛,本名程月如,其父程思远是桂系大佬,曾助李宗仁竞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林黛被导演李翰祥称赞为

  ,可惜遇人不淑,嫁给了“云南王”龙云的儿子龙五。1964年,林黛因婚变自杀,年仅30岁。此后很多年,香港人想起红颜薄命的美女,第一个总会提到林黛。林黛跳槽到邵氏后,于1958年出演电影

  学美术出身,痴迷于戏剧,年少时拿着伪造的高中毕业证去报考大学,被发现后取消学籍。1948年积极参与各种,却在政权鼎革前夕南下香港。李翰祥是邵逸夫最器重的导演之一,他擅长的黄梅调电影成为邵氏当时的一大招牌。

  ,由李翰祥自编自导,取得票房佳绩,在台北上映后,创下台北连映62日,票房总收入800余万新台币的纪录。反串出演梁山伯的女演员

  访台时,万人空巷。她因此获得第2届金马奖的“最佳演员特别奖”,之所以会有这个奖项,是因当时评审不知该颁给她男主角奖还是女主角奖。《梁祝》让台湾成为“狂人城”,此后30年,台湾电影市场一直唯香港马首是瞻。如台湾演员张艾嘉所说,台湾片商觉得,只要有香港演员出演就是好电影。

  正当李翰祥事业蒸蒸日上时,国泰将其策反,支持他到台湾组建国联公司。李翰祥本想干一番事业,在台湾也拍了一些好片,可由于经营不善,没过几年就濒临破产,到1971年只能狼狈重返香港。

  听闻李翰祥想回邵氏,邵逸夫本欲拒绝,还是他三哥邵仁枚不计前嫌,劝说道“咱们争财不争气”。李翰祥重回邵氏,风云再起,又开拓了骗术片、风月片、清宫片等新式商业电影。

  ,也成名于邵氏。胡金铨是个理科男,后来首创用弹簧床拍轻功跳跃,正是从学习理工科得到的灵感。他将华语武侠电影推向世界,拍摄了《大醉侠》《龙门客栈》等经典影片。《大醉侠》更是被称为新派武侠片的开山之作。

  ,因当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实施反种族法,该片上映前被邵氏大量删除日军暴行场面及中日两军对抗的镜头,特别是有国旗的场面都被剪光。胡金铨对此很不满意。之后,胡金铨编剧的电影

  ,本来在台湾看好外景,邹文怀也已经与台方签约,却被邵逸夫下令停拍。之后由其他导演在台湾拍摄完,改名为《山贼》,胡金铨为挂名编剧。不久,胡金铨离开邵氏公司,前往台湾。

  。张彻出生在一个浙江军阀家庭,早年从政,先在上海做“文运会”专员,后来去台湾得到蒋经国提拔。身在官场,张彻总想过过官瘾,可是在权力斗争中频频失利,只好退出政坛,从此纵情声色,和女星李湄传出绯闻,因此阴差阳错当了导演。

  初到香港,张彻先在国泰工作一年,之后被邵氏挖走。在邵氏做编剧主任时,张彻每日都会收到邵逸夫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好交办事项,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人除了邹文怀之外寥寥无几,足见邵逸夫对张彻的期望。

  上世纪60年代,高瞻远瞩的邵逸夫采纳邹文怀提出的差异化战略,适逢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风靡香港,遂有意打造

  。这一时期,邵氏终于超过对手国泰,电影事业达到巅峰。张彻凭借武侠片独挑大梁。其电影中的人物,与胡金铨擅长的女侠、儒侠不同,更像是先秦时便已存在的游侠、刺客,“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成为第一部票房超过百万的香港电影,一举奠定张彻的江湖地位。《独臂刀》编剧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

  从广州偷渡到澳门,再辗转来到香港,起初只是在染厂里打工,偶然间给《真报》投稿,没想到阴差阳错写出名堂,成了作家。倪匡也写武侠。1965年,金庸一边经营《明报》,一边创作小说《天龙八部》,有事要出国一个月。如果《天龙八部》暂停连载,读者势必难以接受,可金庸实在分身乏术,只好请倪匡代笔。

  走之前,金庸告诉倪匡,千万别把小说里的人物写死了。金庸前脚刚走,倪匡就把小说中的阿紫弄瞎了。等到金庸回来,发现倪匡彻底放飞自我,把剧情改得面目全非。

  倪匡在武侠电影剧本方面成就较高,但他写完一部作品,拿钱走就撒手不管,所以内容常被导演大肆修改。他改金庸的小说,别人改他的剧本。

  倪匡对此毫不介意,他开玩笑说,《独臂刀》只有“独臂刀 倪匡”五字是他写的。在这部电影之后,他与张彻开始长达十多年的合作。

  张彻片中的大侠英俊潇洒,朴素的古装扮相尽显阳刚气质,眉宇间常有抑郁之色,上演了一个个悲情豪侠的故事。

  出身演艺世家,和哥哥姜昌年都是童星出道。姜昌年后来取艺名秦沛,也是香港有名的演员。他们的母亲在父亲死后改嫁,又生一子,取名尔冬升。演艺圈的兄弟并不罕见,可像秦沛、姜大卫、尔冬升哥仨姓名完全不同,还是兄弟的,估计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楚原自小痴迷上海电影,解放后在广州读大学,研读不少前苏联的电影理论著作,1954年逃往香港。

  楚原本来想当演员,无奈个子太矮,只好向编剧、导演发展。或许是放不下对演戏的执著,楚原晚年时不时在影视剧里客串一把,成龙《警察故事》中的大反派就是楚原演的。

  现在谈及香港电影,很多人还以为小时候录像厅和电视上看的国语片是内地引进的配音版。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是国语片的天下,李小龙的电影上映时配的是国语,到80年代重映,才改配粤语。

  一经上映,轰动全港,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这部电影影响深远,在日后衍生出各种影视剧。然而,此时香港电影的江湖,已经不是邵氏一家独大。

  1970年,年过六旬的邵逸夫本来心情大好,喜事接连不断。十几年的老对手国泰终于停止制片业务,远走台湾的“叛将”李翰祥经营艰难,早晚要关门大吉。

  带到邵氏,执掌采购部。歌星出身的方逸华甘为“妾室”多年,直到62岁才正式嫁给邵逸夫,人称“六婶”,一说将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称为“四大天王”正是她。邵氏在小小的香港重新建构大中华文化,邵逸夫说:“我生产电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因为邵氏存在,香港成为当时华人电影的中心。

  偏偏在此时,传来坏消息。邵逸夫手下的第一能臣邹文怀带着一班邵氏旧将出走,成立

  嘉禾成立之初,并不成气候,邹文怀筹拍的第一部电影是与日本合拍的《盲侠大战独臂刀》,还请来《独臂刀》的主演王羽继续出演,有点儿噱头。

  虽说《独臂刀》系列是邹文怀参与制作的,但这不明摆着山寨邵氏嘛。《盲侠大战独臂刀》一上映,邵逸夫就把邹文怀给告了,直指嘉禾侵犯版权。

  反目成仇的邵、邹二人为此对簿公堂,花掉了上百万的律师费,直到影片映期结束,还吵得不可开交。

  。1970年,在美国发展的李小龙接受港媒采访,表示只要片酬、剧本合适,将要回香港发展。邵氏率先跟他接洽,结果不仅片酬少(2000美金),态度也很傲慢,这让骄傲的李小龙很不满。

  虽说邵氏在成立之初也曾砸重金招揽林黛等已成名的当红明星,但在此后始终坚持家族企业的模式,实行月薪制,签约邵氏的员工经常要忍受长期合约和低工资。

  60年代拍粤语片的陈宝珠每年拍几十部戏,有几百万身家,但片酬不超过一万。

  那时演员的片酬甚至比武师还低,混过武行的姜大卫就曾对张彻说,自己宁可做替身,也不愿做演员。

  ,但很少夸邵氏福利多好。反观当今,明星片酬那叫一个天价,还有所谓阴阳合同,有人因为逃税,一判就是8个亿。要是让当时的邵氏演员知道,估计还以为是天方夜谭。

  邹文怀看出李小龙的价值,豪爽地给出7500美金作为片酬,并承诺会满足他的其他要求。李小龙很满意,直接跟嘉禾签了两部电影。

  一上映,就创造了香港票房纪录。李小龙火了,嘉禾活了,邹文怀笑得合不拢嘴,邵逸夫只能在家里生闷气。

  一向睿智的邵逸夫在此时屡屡错过良机。李小龙争霸香江时,为邵氏效力多年的“冷面笑匠”

  带着自己的剧本,找邵逸夫谈合作,想要自导自演,甚至还想分红。分红?门都没有。

  。这部电影针对香港人普遍好赌的心理,以本土粤语俚语编织笑料,自然大受欢迎。1974年在香港上映后,票房达到625万,再一次破纪录,正好弥补嘉禾因李小龙去世造成的损失。至1981年,许冠文先后为嘉禾创作了《天才与白痴》《半斤八两》《卖身契》《摩登保镖》等电影,全部夺得当年的票房冠军,风头无人能及。

  香港电影进入黄金时代,新艺城、德宝、中国星、英皇等公司相继崛起,邵氏的电影事业却日薄西山。

  1987年,邵氏电影公司宣布正式停产,尽管在90年代曾与TVB合组“大都会”重出江湖,可是并没有赶上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末班车,而是很快归于沉寂。

  成立,邵逸夫是 TVB 的重要股东。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邵逸夫在电影市场逐渐力不从心,其精心打造的TVB 却进入制度化时代,在收视竞争中高奏凯歌,在电视剧、音乐、综艺各方面极具开创性。

  等经典电视剧在改革开放之初传入内地,引发收视狂潮。从此以后,每一个中国观众的记忆中都会有几部印象深刻的TVB电视剧。

  ,更是为华语影坛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人才。周润发、吴孟达、任达华、林岭东、杜琪峰、陈玉莲、吕良伟、黄日华、刘德华、梁家辉、吴镇宇、刘青云、吴君如等等,都是从TVB的艺员训练班走出。

  他们是好朋友,其中一个从小立志当演员,另一个只是被他拉来陪考。结果那个一门心思想做演员的小伙子不幸落选,陪考的那个反而因为相貌帅气,被意外录取为第11期学员。

  ,录取的是梁朝伟。不服输的周星驰经过不懈努力还是挤进了TVB,常年在电视剧中跑龙套,和成为“无线五虎将”之一的梁朝伟(其余四人为黄日华、刘德华、苗侨伟、汤镇业)没得比。直到被李修贤发掘,周星驰的事业才步入正轨,成为我们熟知的 “喜剧之王”。

  除此之外, TVB从1973年开始评选“香港小姐”。香港电影中那么多绝代佳人,这一选美节目几乎囊括了半壁江山。赵雅芝、张曼玉、邱淑贞、钟楚红、李嘉欣、周海媚、蔡少芬、袁咏仪等,都参加过港姐评选。

  无论是训练班学员,还是港姐,这些人一出道就带着邵氏的印记。有人从跑龙套开始,吃苦耐劳,熬了许多年,有人事业顺风顺水,平步青云,他们后来都成为香港影视界的中坚力量。

  。在一个世纪的人生中,邵逸夫的善举值得所有中国企业家学习。从1985年起,邵逸夫将目光投向祖国内地。他说:

  这是2014年邵逸夫去世时,一些网友发出的疑问。有人说是3万座,有人说是6000多座。尽管没有统一数据,但逸夫楼几乎遍布中国。来自不同地区的孩子,几乎都可以在他们当地的学校中找到一座逸夫楼。

  ,在内地兴建了6000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遍布31个省、市及自治区。这个开创了一个影视江湖的百岁老人,直到晚年仍然行动自如,谈起养生秘诀,他说,一要勤奋工作,二是笑口常开,三是每天练功。

  上世纪90年代,台资大量进入香港电影市场,一些电影人打定主意要在九七之前打捞一笔,于是从台湾片商手中争取大量投资,粗制滥造。1993年,台湾八大片商与香港电影从业协会就压低演员片酬协商,提到“共有250多部台资港片未如期交货”。“烂尾”投资多不胜数,港片最终失去了台商的信任,失去台湾市场。

  1997年前后,曾在香港影视发挥重要作用的黑帮资本也接连撤出,香港电影又失去一大依靠。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捞金,本土市场日渐凋敝,早已无力回天。

  那时,邵氏电影的辉煌已成历史,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通过一座座逸夫楼,记住了邵逸夫的名字。

  一代影视大亨,用大半生构建起庞大的商业帝国,一生是非不断,最终却以慈善大亨的名义,为国人所铭记。

  傅葆石、刘辉:《在香港建构“中国”:邵氏电影的大中华视野》,《当代电影》,2014年第5期

  刘琦:《论香港武侠片在六七十年代的成熟、衍变及其意义》,上海戏剧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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